如前所述，民初並非世無英雄的時代。此前影響最大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雖仍努力於思想界，卻如餘英時師所指出的，“以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功成身退’的階段”。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通常也是推陳出新的時代。從立言者角度看，胡適那時即因填補了中國思想界一段空白而“暴得大名”。[48]從追隨者角度看，康、梁的許多追隨者或也隨時代之日新而“功成身退”，另一些或未能跟上時代而被推出了第一線。由於聽眾的縮減，立言者即使努力，也隻能在有限的範圍裏繼續其典範地位。
陳獨秀在反駁康有為時曾指出，在中國這樣宗教信仰相對薄弱的社會，需有“高尚純潔之人物為之模範”，以構成“社會之中樞”。康氏曾是“吾國之耆宿、社會之中樞”，在民初卻麵臨著是否能繼續“為小子後生之模範”的危機。[49]這幾乎就是昔年追隨者的挑戰宣言，康有為之所以未能跟上日新月異的時代，很大程度上正因“小子後生”的不再擁戴，終被昔日的康黨陳獨秀所取代。[50]
胡適在1918年即注意到這一重要轉折，他曾說，那時的上海大舞台就像中國的“縮本模型”，在台上支撐場麵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但他也看到了時代的變化：二十年前，是葉德輝等人在“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是陳獨秀等在“罵康有為太舊”。這就是中國二十年來的“大進步”。[51]
簡言之，陳獨秀既因發出了時代的聲音而引起矚目，在立言方麵占得了先機；又因關注到社會變遷的新興群體而贏得了大量追隨者（“五四”運動後學生的興起進一步確立了《新青年》的地位）；更因倡導從國家向國民、從政治到文化的轉向，而起到開風氣的作用。故聞其名的範圍迅速擴大，終形成全國性的影響。他與胡適一起，很快取代康、梁，成為代表時代的標誌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