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所謂文學革命，主要是表述方式（文體）的革命。在中國傳統裏，文體與個性本密切相關。顧炎武在討論曆代文體轉變時曾說，“詩文之所以代變”，是因為“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但“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語”；且後人總是摹仿前人之陳言，也不利於表述自我。結果，“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這一文體與自我之間的緊張，即是文體不能不變之“勢”。[34]有這樣的傳統，在民初自我彰顯之時，表述方式首先成為關注的焦點，也是自然的發展（方式轉變確立後，表述者本身及表述的內容一類問題才應運而提上議事日程）。
先是胡適在1916年初致函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之八項主張。後在陳獨秀鼓勵下正式成文，則易言為“文學改良”，將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爭議的八項主張正式提出，即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及不避俗字俗語。陳獨秀更進而撰寫《文學革命論》以響應，他一麵指出胡適是首舉文學革命義旗的急先鋒，他自己不過是在“聲援”；同時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35]
然而兩人所提的具體方案，僅在《新青年》作者讀者中有進一步的討論；更多的人顯然並未側重“文學”本身的改與革，卻逐漸擁戴著提倡者走上以白話寫作之路。不論在時人的關注裏還是後人的記憶中，“文學革命”都逐漸演化為一場“白話文運動”。後者是一次名副其實的革命，成為整個新文化運動最持久的遺產，並真正改變了曆史——今日白話已徹底取代文言，成為幾乎唯一的書麵表述形式；即使在所謂“象牙塔”的菁英學術圈裏，也很少有人能以文言寫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