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年時候起，陳獨秀就不算默默無聞，隻不過聞名的範圍不同。他十七歲以第一名進學成為秀才，在當地就是名人。後來留學日本剪監督之辮，回鄉組織安徽愛國會，到參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東京和安徽，均非碌碌無名之輩。[5]但真正使他名滿天下的，還是他的文章和他所辦的刊物，特別是《新青年》。還在1914年，陳獨秀已因發出了時代的聲音，在遭到短暫的“舉世怪罵”之後，很快成為具有預見的先知；他自己也因此改變了對世人和出版的悲觀，以創辦《新青年》開始了人生的新路。
先是袁世凱在1913年秋間被國會選為正式大總統，不久即解散國會，使很多讀書人對共和的期望變成了失望。因參加二次革命而逃亡在外的陳獨秀於次年致函編輯《甲寅》雜誌的章士釗說，“國政巨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一年間的改變，竟不啻五六百年，強有力地表述出“國政巨變”對讀書人的衝擊。陳氏把那時的中國人分為兩部分，一是“官吏兵匪偵探”，一是其餘所有處於“生機斷絕”狀態的人。在這樣的局勢下，“外人之分割”反成為“國人唯一之希望”，他自己也準備趕快學習世界語。[6]
最後一語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顯中國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斷。不久陳獨秀為《甲寅》撰《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再申中國“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國不足愛，國亡不足懼”的痛言。[7]該文引起大嘩，《甲寅》“獲詰問叱責之書，累十餘通”。但約半年後，當初不得不因陳文而“遜謝”讀者的章士釗卻說，“愛國心之為物，不幸卒如獨秀君所言，漸次為自覺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啟超新近發出之“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君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故陳文實“寫盡今日社會狀態”，不啻“汝南晨雞，先登壇喚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