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中國曆史上，有一位親身參與了從辛亥革命到抗戰幾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於安徽懷寧（今安慶市）的陳獨秀（1879—1942）。陳氏的一生，可謂命途多舛（一次被綁，四度入獄），又充滿傳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卻偏向《文選》一脈。他又是留學生，然不以留學聞，甚至究竟到過幾國留學，後人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參與了著名的《國民日報》的編撰，可是迄今也不確定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寫。他是清季《安徽俗話報》的創辦者，那時便關注“國家”和讀書不多的人；入民國後，又創辦了《新青年》[2]，提倡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可以說隻手掀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潮。
陳獨秀性格鮮明，被好友稱為“終身反對派”；然而他對自己所提倡的事業，卻“不容他人反對”。他數次留學日本，尊崇法國文化，卻在“五四”後明確提出“拿英美作榜樣”的主張，又身與“以俄為師”的實踐，一身而映射出現代中國學習榜樣的轉向、思想權勢的轉移。他是中共的創建人和早期領袖，卻被中共開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領身份被當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認為他曾是自由主義者，他的中共同事發現他不懂馬列主義。他以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開啟自己對童年的回憶，帶著“世無朋友實淒涼”的感覺離開了人世。[3]
這樣充滿對立、緊張和顛覆的傳奇人生，起伏跌宕，有時就在轉瞬之間，對當事人恐怕不輕鬆，對研究者則可能是財富，需要進一步體味。且陳獨秀自號“獨秀山民”，也被他人視為“不羈之才”[4]，實非隨波逐流之輩。然而他的一些人生重大轉換，又常在須臾之間，表現出“與時俱進”的一麵。雖可說是往往走在時代前麵，或如他自己所說是“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但這樣變動不居，又如何堅持他固有的本色和思想的獨立？這些顯然都還有可以探討和陳述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