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可以說，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人物的社會分野與其思想觀念並不完全成比例：社會分類上的舊派中人有頗具新意識者，而新派中人也有不少舊觀念；兩派以及各派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態與社會行為均可見明顯的相互參伍及錯位。且這一現象的縱橫範圍尚不僅限於戊戌時期的湖南，大致為此後中國一個相當普遍的共相。從19世紀後期開始，新舊之爭成為近代中國一個持續的現象，但新與舊的區分標準以及不同時期的新舊社會分野卻隨時而變。
民國代清後，隨著時代的變遷，戊戌時湖南的新舊分野即漸失意義。民國的新舊已另有區分的標準，而前此新舊角色又有所轉換。當年變法時鼓吹開議會的梁啟超，到民初乃助當局解散國會。對梁這一反複作為，戊戌時湘撫陳寶箴的後人陳寅恪頗不滿，特別指出梁本在戊戌時主張開議會，“自戊戌政變後十餘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新會所嚐目睹，亦助當政者發令而解散之矣”。[93]
而中國的實際政治也在變化。1913年湖南都督湯薌銘與葉德輝起爭執而逮捕葉，時任總理的熊希齡明電申救，而梁啟超也為葉“致書薌銘兄化龍（時任眾議院議長），懇切責問”。[94]據說這一事件最後導致在各省設置文職的巡按使，部分實施軍民分治。則在實際政治中，文武之爭漸有取代原來的新舊競爭之勢。在此新興的文武之爭中，戊戌時與葉德輝對立特甚的熊、梁兩人，卻已與葉站在同一條陣線之上。前後十五年間，時代的變化不可謂不巨大。
大約又十五年後，新舊更有新的區分。熊、梁、葉又發現他們都已不同程度地落伍，大致偏向於前此對立的北洋軍閥，而共同站在新興的北伐軍的對立麵一邊。葉德輝在戊戌當年談到湖南特別受粵人康有為的“流毒”時說：“湘人尚誌節，粵人尚忠義；地本接壤，風氣多同；唇齒之依，當在異日，而斷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聯屬，此可據理以斷者。”[95]到北伐時，葉的預言部分實現，廣東和湖南共為北伐軍重鎮。然湘粵之聯屬，恰為葉氏更不齒的“一二浮薄少年”所為；葉本人也終不為其所容，死於北伐少年槍下。彼時反思，或者時務學堂之人尚屬可以接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