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曾經趨新的舊派何以要中途反戈一擊？過去的詮釋因多忽視許多舊派人物曾經曆過一個由新轉舊的過程，且不甚關注其內心世界與真實思想，尚嫌不夠全麵。關鍵在於，舊派一度是在逆朝廷的意旨而行，冒有直接的政治風險。這就牽涉到一個更大的問題：晚清政治是否開放和自由到使地方紳士完全可以公開逆朝旨（在湖南更包括當地撫憲的意旨）而行呢？對這一問題的肯定答案恐怕沒有多少人能夠接受，則這些人的勇氣從何而至？他們最擔心的是什麽？這是認識戊戌湖南新舊之爭的一個關鍵。
今人皆知變法的結果，但湖南新政的反對派當時並不知道。他們也許了解一些帝後之爭的信息，卻不會很清楚。至今沒有什麽具體的證據表明湖南舊派與京中的“後黨”有什麽直接的聯絡（實際上他們與“後黨”大員的關係完全比不上湘撫陳寶箴），也未見證據表明湖南舊派與偏向舊派的湘籍京官有電報聯絡，而書信聯係在當時根本無法跟上事態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直到政變前夕，帝後黨爭的不可調和性才較為人所知；在那之前，一般京官也實難預見事情的結果。所以即使偏舊的湘籍京官與湖南舊派有密切而頻繁的聯係，後者所得的信息也應該不足以支持他們公然與朝旨對著幹。特別是前引葉德輝在政變前夕還歌頌裁減機構罷黜冗員的舉措，既說明他們與帝黨的一些觀念本接近，也表明他們或不了解京中的帝後黨爭，或了解也並不據此來調節其行為。
戊戌時湖南舊派敢於逆朝廷的意旨而行這一行為，應該有更具說服力的詮釋。
美國學者劉易斯曾提出一個新穎的觀點：守舊的湖南士紳指斥康有為的思想為異端，是要想通過此舉維護一直在他們控製下的社會秩序。但因其將自身的特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們的道德權威有所削弱。當一個陳腐的價值體係開始失去效用時，他們轉而越來越多地投入經濟實業，借以維持其社會地位並抵製西力的入侵。[49]這一觀點太偏於理想型，除了發展工商業以抵製西方的經濟入侵這一點外，其餘均難從時人言說中找到明確的依據。實際上，直到戊戌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經營實業在湖南仍是得不償失的。湖南舊派士紳對工商業的社會效益（即保持其社會地位的功能）是否能具有那樣的理論性前瞻眼光，恐怕還需要進一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