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戊戌變法前後的湖南新舊之爭，最早的著述，開始於當事人梁啟超在戊戌政變當年的記述。[3]而有些迷思（myth），也就起源於梁。近幾十年來，學界對此已有相當數量的論著刊布。這些論著多數發表在六七十年代，近年也仍有頗具分量的文章。[4]百年的研究澄清了不少史實（特別是黃彰健的研究，對新政和新舊之爭的史實逐日重建，有可能時更盡量厘清同一天內事件發生的先後，其嚴格的態度頗值取法），對理解這一事件打下了較好的基礎。近年又有一些新的史料刊布，這個題目本身也還大有探討的餘地。
實際上，過去已發表的資料仍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這部分因為多數研究者都帶有明顯的先入為主的傾向。[5]其一個表現是大量依據當事人如梁啟超和熊希齡當時爭辯的文字，而較少加以必要的甄別。如熊希齡說：梁啟超初來時王先謙等均甚熱情，而葉德輝與梁交往尤多。這大致屬實，蓋先參與新政而後來轉成舊派的士紳如王先謙曾任國子監祭酒、龍湛霖曾任刑部侍郎、湯聘珍曾任山東布政使，且年輩亦高；唯葉始中進士數年，官不過吏部主事，與梁年輩最為接近。但熊說葉要他的學生從梁學《公羊》，則最多不過是葉的客氣話，更有可能是熊興之所至的發揮；與葉平日觀念，全不相符。[6]稍作甄別，當知不足據。而這幾句話因對葉形象不利，恰為人引用最多。
另一個特點則是非常關注激進的死難者如譚嗣同和唐才常，卻較少注意即使在新派一邊卻不那麽激進的陳寶箴、黃遵憲、徐仁鑄、熊希齡等，而對實際參與新政甚力的陳三立、皮錫瑞、蔣德鈞和歐陽中鵠等更基本忽視。這一傾向直接導致關於新政和新舊之爭最為詳盡的史料，即已摘選刊發的《皮錫瑞日記》，卻幾乎最少得到使用（黃彰健除外）。而舊派方麵在當時即已積累的大量資料，更是除了摘取其有助於說明新政的一些字句外，對其自身的觀念和言論，幾乎都是以點到為止的方式偶爾摘引（且大家所引都是差不多的幾句），餘則較少理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