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時的歐洲來說，法國是政治鬥爭最尖銳、最典型、最激烈的國家。1848年法國的二月革命，成為點燃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捷克革命烽火的“信號彈”。
法國的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是工業資產階級反對金融貴族專橫統治的革命。巴黎工人參加了這次革命，但資產階級獨占了勝利果實。以臨時政府名義實行統治的並不是工人們期待的“社會共和國”，而是以路易·勃朗和阿爾伯為裝飾品的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關注的不隻是二月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而是它的意識形態的幻想。二月革命的旗幟是自由、平等、博愛，似乎彼此對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博愛的號召下共同戰鬥。博愛——這就是二月革命所宣告的，用大號字母寫在巴黎的三角牆上、寫在每所監獄上麵、寫在每所營房上麵的口號。人們仿佛又回到了法國的1789年，向後倒退了半個世紀。其實1848年的二月革命不同於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789年的革命並不隻是法國的革命，而是歐洲範圍的革命，它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的勝利，而是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製度的勝利，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的勝利。而就世界範圍來說，它不僅反映了法國的要求，而且反映了世界的發展趨勢。這是一個時代的進步。當時，自由、平等、博愛是進步的旗幟，是動員一切被壓迫階級起來共同戰鬥的旗幟。1848年的革命不同。資產階級不僅反對封建製度，而且感受到無產階級強大的威脅。資產階級腹背受敵。它想利用人民作為國王的避雷針，又想利用國王作為人民的避雷針。它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動員無產階級起來為其火中取栗，又隨時準備鎮壓膽敢提出自己要求的無產者。
法國由二月革命發展到六月革命證實了這一點。當資產階級在二月革命取得政權後，戰場上隻剩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積極籌建自己的武裝，並以救濟失業為名把大批工人趕向國家工場。當工人試圖捍衛自己爭得的權利時，資產階級就以武力鎮壓。在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中，無產階級受到殘酷的迫害，1.1萬多人被屠殺，2.5萬多人被監禁、流放和服苦役，巴黎淹沒在血泊之中。事實表明，“博愛”隻有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隻有在無產階級不威脅資產階級利益的範圍內才存在。一當無產階級敢於作為一個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反對它的時候，它就會把“‘自由，平等，博愛’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騎兵，炮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