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點的轉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變。當馬克思完全轉到新的出發點後，他就徹底拋棄了以人的本質作為衡量曆史尺度的觀點，轉而分析客觀生產過程本身，發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運動規律，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了社會的內在結構和社會形態的更替。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這種曆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係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曆史的基礎；然後必須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馬克思還強調，隻有從物質資料生產出發，才“能夠完整地描述全部過程”以及“描述這個過程的各個不同方麵之間的相互作用”[17]。不難設想，如果沒有這種出發點，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階級和階級鬥爭、國家與革命等一整套曆史唯物主義學說，是根本建立不起來的。
在1845年春之前，馬克思還存在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在社會形式和人的本質的相互關係問題上。一方麵，他在某些論述中把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看作人的本質的實現，看作人的本質的客觀化，因而現實的社會關係成了主體（人）內部所固有的質；另一方麵，他用人的本質作為衡量人的存在即各種社會關係是否合理的尺度，把不合理的現實看成是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提綱》第六條把這個顛倒過來了。既然人的現實本質是由社會關係的總和決定的，那就不能把人的本質同形成它的社會關係對立起來。可是社會關係又是由什麽決定的呢？《提綱》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德意誌意識形態》繼續發揮和深化了在批判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中所獲得的認識，拋棄了把社會矛盾看成是社會關係壓抑和歪曲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和人相異化的觀點，從社會生產過程自身尋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