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評弗裏德裏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一文的手稿大體同時，馬克思還寫下了對費爾巴哈哲學的十一條綱領性的意見。這就是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如果說對李斯特的評論，從一個側麵表明馬克思如何通過經濟學的研究接近曆史唯物主義，那對費爾巴哈的評論，則是從新世界觀的高度總結了到1845年春的重要成果。
《提綱》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就馬克思同費爾巴哈的關係來說，已經從頌揚費爾巴哈到批判費爾巴哈。馬克思以批判費爾巴哈作為發揮自己理論的主要形式，這表明他最後離開了這個“中間環節”，走向全麵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第二，與此相聯係，馬克思最終清除了費爾巴哈關於人的本質的異化和複歸的人本主義影響。他從自我異化進到社會的分裂，從人的類本質進入到分析社會關係的總和，並科學地揭示了社會生活的本質和各種意識形態的物質根源。但《提綱》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的“斷裂”。隻要仔細研究《提綱》，人們不難發現許多重要思想，在此以前以萌芽形式分散地、零碎地包含在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開始的一係列著作，特別是《手稿》和《神聖家族》中。但這些天才的思想與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是交織在一起的。而《提綱》則不同。它針對費爾巴哈和舊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點，以格言的形式概括了自己到1845年春所達到的思想深度，是馬克思以前思想精華的提煉。
實踐觀點是貫穿《提綱》的核心。馬克思不僅把實踐引入認識論，更重要的是把它引入曆史觀。實踐觀與曆史觀的結合，這是《提綱》的一個顯著特色。從把勞動作為人的本質到作為社會生活的本質，從人類實踐活動中來考察人類社會，終於敞開了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大門。所以恩格斯在1888年把《提綱》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而到1893年更具體地稱之為“曆史唯物主義的起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