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把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看成是兩個最基本因素，認為可以借助於它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範疇，“其中每一個範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29]。但從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之間的關係來說，異化勞動則是更根本的東西。馬克思以異化勞動為中心，展開了對私有財產以及其他經濟範疇的批判性探討。
馬克思在《手稿》中非常注意研究私有財產問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前所述，在19世紀40年代，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當時的工人運動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也直接或間接地涉及這個問題。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論戰文章中，根據英國和法國的工人運動的事實，提出了無產階級要求占有中等階級財產的合理性問題。後來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分析人類解放問題時，又涉及私有財產問題。但都沒有提出私有財產的本質和起源問題。而馬克思在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之後，在《手稿》中探討了這個問題。
在馬克思看來，整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私有製的基礎上，它們把私有製看作一個不需要論證的前提，作為既成事實，“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但是，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30]。可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創造價值，從而把私有財產的本質轉向主體自身。“由於私有財產體現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認為是私有財產的本質，因而在人之外並且不依賴於人的財富，也就是隻以外在方式來保存和保持的財富被揚棄了，換言之，財富的這種外在的、無思想的對象性就被揚棄了”，“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實際外化的東西，現在僅僅變成了外化的行為，變成了外在化”[31]。因此按照勞動價值論的理論邏輯，私有財產不應該是永恒的，而是有起源的。為了擺脫這個困境，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把產品與商品混為一談，把勞動的一般本質和它的特殊形式（雇傭勞動）混為一談，從而掩蓋資本主義製度下勞動的異化性質，把私有製永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