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轉到無產階級立場，並把人類解放作為無產階級偉大使命的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研究經濟學的立場和方法是不滿意的。雖然馬克思當時還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範疇，還是從資產階級政治學提供的事實、材料和範疇出發，但他著力揭示經濟領域中的異化現象，並力圖找到能闡明政治經濟學各個範疇的根本原則。這導致馬克思提出異化勞動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異化勞動觀點的提出，當然有它的哲學基礎，這就是德國古典哲學逐步形成的關於異化的理論，但馬克思突破了它們的思辨傳統，著眼於經濟事實的分析，認為異化勞動理論是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解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有效武器。
在19世紀40年代，私有製問題是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無論是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或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都提出了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到巴黎之前，在他評論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某些文章中，通過對物質利益問題的探討已間接涉及這個問題；而在《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論戰文章中，他明確肯定無產階級要求占有中等階級的財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退出《萊茵報》後在克羅茨納赫鑽研曆史時，馬克思對所有製及其形式對政治機構的影響的材料十分注意，並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通過對長子繼承製的分析，對私有財產以及私有財產和國家政治製度的關係作了某些論述。因此當馬克思轉向經濟學研究時，他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把私有製的存在作為一個既成事實，竭力為資本主義私有製辯護的立場是持反對態度的。馬克思在關於薩伊著作摘錄的評注中就批評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這個根本局限，指出：“私有製是政治經濟學不予論證的一個事實，但是這個事實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沒有私有製就沒有私有者，而政治經濟學就其實質而言乃是一門發財致富的科學。沒有私有製也就沒有政治經濟學。因而整個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必然性的事實基礎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