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對國家問題的探討，是從揭露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到非神聖形象，從批判宗教和神學到批判政治和國家的轉折。馬克思吸收了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的重要思想，結合自己在《萊茵報》時期的切身經驗和理論思考，特別是通過在克羅茨納赫期間對曆史的研究，分析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關係。
黑格爾把家庭和市民社會看作國家概念的領域，認為精神把自身分為這兩個領域，目的是要超出這兩個領域而使自身成為自為的無限的現實精神。馬克思反對這種看法。他區分了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所謂非政治國家，馬克思也稱之為物質國家，實際上是指市民社會。他進一步論證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係。馬克思指出：“國家的理性對國家材料在家庭和市民社會中間的分配沒有任何關係。國家是從家庭和市民社會之中無意識地偶然地產生出來的。家庭和市民社會仿佛是黑暗的天然的基礎，從這一基礎上燃起國家的火炬。”這樣，市民社會被看成是基礎，政治國家的產生並不是理念的神秘力量的作用，而是一種無意識的即客觀的過程。
馬克思肯定了政治國家對家庭和市民社會的依存性，或者說同一性，並且揭示了兩者的相互分離，即“統一性內部的異化方麵”。黑格爾也承認這一點，認為作為普遍利益體係的國家同作為特殊利益體係的家庭和市民社會之間存在矛盾。但他力圖通過中介來調和這種對立，斷言“國家的力量在於它的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特殊利益的統一”。而馬克思則發揮了異化的方麵，並結合對曆史的研究，從曆史發展的順序考察了政治國家同市民社會相異化的過程。
在馬克思看來，在古希臘奴隸社會，國家製度本身同現實的人民生活是一致的，即政治國家同市民社會之間存在“實體性統一”。國家並沒有采取淩駕於各階級之上的虛幻的共同體的形態。貴族、自由民是政治等級，具有政治特權，國家的公共事務是他們的私人事務，政治國家本身是市民的生活和意誌的真正的唯一的內容。而到中世紀，即在封建社會中，這種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同一達到“頂峰”。市民社會的一般等級成為政治意義上的等級。農奴主、農奴、封建莊園、手工業行會，也就是說，財產、商業、社會團體和每一個人都有確定的政治地位，市民社會領域是政治領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黑格爾自己也承認，中世紀就是他所說的同一的頂峰。在那時市民社會的一般等級和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是同一的。中世紀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會的等級和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是同一的，因為市民社會就是政治社會，因為市民社會的有機原則就是國家的原則。”[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