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既然提出用人的眼光來考察國家，必然注意世俗曆史的研究。在1843年3月退出《萊茵報》編輯部後，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對曆史進行了研究，留下了五本《克羅茨納赫筆記》。馬克思的研究很廣泛，從公元前6世紀到19世紀30年代，涉及法國、英國、德國、瑞典、波蘭等許多國家。馬克思對各國曆史進行比較，並注重研究財產關係，財產關係和政治形式、國家形式的更迭等許多問題。這些研究對於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國家觀，探討國家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
馬克思在寫於1842年6月的《第179號“科倫日報”社論》中，把黑格爾同馬基雅弗利、霍布斯、盧梭等人並提，都歸入從人的觀點考察國家之列。隨著馬克思轉向費爾巴哈並深入地探究人類曆史後，他發現，盡管黑格爾比18世紀的法國啟蒙學派更具有辯證法的思想，但他對國家的看法並沒有真正做到從人的觀點來進行考察，而是一種“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
在黑格爾看來，現實的理念即絕對觀念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抱著一定的目的進行活動的。理念變成了獨立的主體。家庭、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關係，變成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內部活動，變成理念在運動過程中從自身把家庭、市民社會分離出來。因此，對黑格爾來說，重要的不是在國家中尋找人的活動，而是尋找所謂“奧秘的部分”，即“在國家中尋找邏輯概念的曆史的再現”。
在談到國家製度和各種不同權力、職能、活動領域的劃分的時候，黑格爾從“有機體”這個概念出發，認為政治製度是一種有機體，所以它的各個不同方麵、各種不同權力的劃分不是機械的，而是相互聯係的。黑格爾把國家政治製度的各個環節變成抽象的邏輯環節，而各個環節之間的關係必須是合乎理性的，因此國家政治製度按照理念的本性把自己分為三種實體性的差別：立法權、行政權、王權。立法權是規定和確定普遍物的權力；行政權是使各個特殊領域和個別事件從屬於普遍物的權力；而王權則是把被區分出來的各種權力集中於統一的個人，它是君主立憲製的頂峰和起點，是理念的化身，體現了意誌的最後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