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宗教的批判，隻是通向實際生活的大門。同作為神學家的鮑威爾的不同之處在於，馬克思沒有把眼睛隻是盯住宗教，而是關注著最緊迫的現實問題。
馬克思把眼光轉向塵世生活，首先碰到的就是關於出版自由問題。這是當時德國政治鬥爭中的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它反映了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同封建專製製度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普魯士政府於1841年12月24日頒布新的《書報檢查令》之後，矛盾更為突出。在德國，爭取出版自由成為爭取一切自由的前提。沒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都將成為泡影。但我們在這裏著重探討的不是政治方麵，即馬克思反對書報檢查製度，抨擊普魯士專製製度的革命民主主義趨向，而是哲學方麵，即馬克思在論述出版自由的立論根據中所反映的關於人的本質的異化觀點。
自由問題，是任何一國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製度，爭取自己統治權的過程中必然提出的普遍問題。但在不同的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階級鬥爭狀況的差異，必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例如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英國，更多地是從經濟角度提出自由問題，如貿易自由；而在階級鬥爭比較典型比較尖銳的法國，則更多地是論述政治自由。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資產階級爭取建立自己統治的革命口號。而在德國，自由問題被移入精神領域，變成了思維、理性、意識的屬性，變成了一個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問題。雖然德國古典哲學的自由觀，曲折地反映了德國資產階級的要求，但終究被限製在思維領域。
德國古典哲學就它的哲學路線說，不同於18世紀法國啟蒙學派。但它作為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導言，對英國和法國已經爭得的自由還是向往的。因此自由的原則，同樣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重要原則。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就把盧梭看成是“德國哲學的兩個出發點”之一，認為盧梭的自由原則，“提供了向康德哲學的過渡，康德哲學在理論方麵是以這個原則為基礎的”[27]。實際上康德是很怯懦的，他把自由與必然、道德法則和自然法則，作為依賴於經驗的感性存在物的人同作為精神存在物的人對立起來，把自由問題限製在作為認識和倫理主體的人自身，把意誌自由作為倫理學的第一個公設。他說：“如果沒有……一種唯一有先天實踐力量的名實相符的自由，則道德法則便不可能成立，因而也就不能依此法則諉罪於人了。”[28]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意誌自由，人不是自由地遵循道德的呼聲，那麽道德律就失去了根據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