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年一樣，1966年的初夏，對於高三畢業班的學生說來，是充滿期待、挑戰與焦慮的。我曾經就讀的光明中學坐落在淮海路、人民路交接的地方。雖然這裏是鬧市中心，但在這幢外觀優雅的法式建築裏，高三年級的學生們的心卻全係在走廊上張貼著的、全國各地高校的招生啟事上。作為66屆高中畢業生，盡管我對哲學已有了一定的興趣，但我並不想報考哲學係，我的誌願是報考醫科大學，因為家裏的經濟情況使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我有一個姐姐、三個弟弟，都在讀書，姐姐已在華東紡織工學院就讀，我的母親操持著家務，全靠父親的工資養活全家。作為大兒子，我希望早一點走上工作崗位，以緩解父母的經濟壓力。然而，這個高考的夢剛開始做，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史無前例的“**”開始了，全國所有的大學都停止了招生，命運似乎已經永遠把我們阻隔在大學的圍牆之外了。還會有奇跡發生嗎？
1968年9月，在經曆了“**”造成的最初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後，我們終於離開了學校，走上了工作崗位。在“四個麵向”（麵向邊疆、麵向農村、麵向工廠、麵向基層）的熱潮中，班裏不少同學報名去黑龍江支援邊疆建設。我沒有報名，因為我不願給父母造成更大的經濟負擔。幸運的是，我被分配到上海電力建設公司第一工程處，成了一名電力設備安裝工人。進入單位才一個月，我就被安排到四川渡口，參加502電站的建設。那個地方真遠，坐兩天火車到重慶後，還得再坐三天汽車才到達渡口。作為電力建設工人，我們住的是用蘆葦席編織起來的臨時宿舍，吃的是從外麵運進來的一捆捆海帶，很少嚐到新鮮的蔬菜。當然，更難吃到豬肉和鮮魚。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更可怕的是精神生活的貧乏，我們似乎被放逐到世界外麵去了。除了《渡口日報》，這裏幾乎見不到任何其他的報紙，見不到像樣的圖書，當然更談不上圖書館了。於是，我隻好一遍遍地“啃”自己帶去的《新華字典》。有一次，當我從一位朋友那裏借到《康熙字典》時，興奮極了。我怎麽也想不到，正是對這些字典的閱讀，使我對文字學，以及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盡管我後來並沒有走上治文字學的道路，但對語詞意義和源流的分析，卻成了我以後從事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顯然，在那樣的條件下，大概隻有外星人才會去談論“高考”和“上大學”這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