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媒體的批評變得越來越熱鬧了，尤其是對受眾比較關心的那些文化現象，不同的媒體往往做出迥然各異的解釋和評價。這應該說是好的現象，因為有差異存在，才會有文化多樣性的存在；有文化多樣性的存在，才會有思想的活躍、碰撞和創新。
然而，平心而論，在很多場合下，媒體的批評給受眾留下了浮躁、喧囂和單純炒作的印象。比如，張藝謀導演的影片《英雄》開演以來，幾乎成了各種媒體輪番“轟炸”的目標。讚揚它的媒體把它看作國產片發展中的裏程碑，而否定它的媒體則把它理解為張藝謀藝術生涯中的滑鐵盧。當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能否認，影片《英雄》自身存在著一些引起爭論的因素，然而，有些媒體的批評是否在這裏也起了推波助瀾，甚至興風作浪的作用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媒體的批評顯得有點“匪氣”或“霸氣”，特別是在一些小報上，經常出現“審判某某某”“某某某出局”這樣的文章標題，這類文章甚至在內容上也隨意地對被批評的對象使用“弄虛作假”“欺世盜名”這樣的大字眼。當然，隻要名實相副，這樣的大字眼完全是可以用的，但如果名過於實，或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況下任意下判斷，或隨意地侵犯對象的隱私，進行人身攻擊等，那就顯出“霸氣”來了。
其實，這種“霸氣”在媒體批評中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我們早已指出，近年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些負麵的因素也竭力利用社會製度，尤其是法律製度上的不完備，乘虛而起。這種“霸氣”在社會生活中的蔓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比如，在一些餐飲街的鱗次櫛比的飯店中，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店名——“皇後”“帝王閣”“王中王”“王上王”，有的甚至幹脆采用“南霸天”這樣的店名；在商品的商標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名字——“廚帝”“涼霸”“小霸王”“超霸”；在有些地區，也經常可以見到“車匪”“路霸”“菜霸”“魚霸”“乞霸”（乞丐幫的頭領）“廁霸”等；甚至在學術界也存在著某些“學霸”，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壟斷學術資料、職稱晉升和學術評估等資源。顯而易見，這種“霸氣”也漸漸地滲進媒體的批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