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年初的時候，各大報紙總會爭先恐後地發表“十大新聞”“十大問題”“十大熱點”之類的報道。比如，2006年1月28日的《文匯報》在第二版上同時發表了以下三則新聞：“2005年上海十大科技新聞”“2005年上海十大文化新聞”和“2005年上海十大法治新聞”。這三則新聞放在一起，十分奪人眼球。
看到這樣的報道，腦子裏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疑問：“十大……新聞”這樣的提法表明，入選的每個新聞都應該是有很大影響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麽2005年在上海的科技、文化和法治這三個領域中，不多不少地各有十大新聞？難道這些領域中的大新聞的數量都是預先設計好的，不能多一個，也不能少一個。更令人費解的是，在每個領域裏，如上海文化領域，每年都會評出十大新聞，如“2005年上海十大文化新聞”“2004年上海文化十大新聞”“2003年上海文化十大新聞”……難道在上海文化的發展中，連每年可能出現的大新聞都是按計劃分配好的。
眾所周知，凡是稍有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光在上海文化的領域裏，不可能每年都會不多不少地出現十大新聞，就是在上海科技和上海法治的領域裏，或任何其他領域裏，也不可能每年都會不多不少地出現十大新聞。事實上，“十大新聞”的“十”作為量詞已經成為撰寫年度新聞報道的人普遍崇拜對象，成為某種形式主義的、必定如此的東西，成為“一刀切”的東西。仿佛人們以年度作為時間單位來談“新聞”“問題”或“熱點”，就非得把“十大”作為量詞似的。其實，這種對“十”的崇拜是缺乏任何理論根據的。
我們還是舉“2005年上海文化”這個例子。假如在2005年中，上海文化隻出現了五個大新聞，為什麽就不可以實事求是地寫“2005年上海文化五大新聞”呢？一定要湊足十大新聞，也就不得不把一些小新聞“提升”為大新聞。反之，假如2005年上海文化界意外地出現了十二個大新聞，為什麽就不可以實事求是地寫“2005年上海文化十二大新聞”呢？一定要壓縮到十大新聞，那就隻能把某些大新聞降低為小新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