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曆史研究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斷代史，因為整個曆史的發展是連貫的；同樣地，在精神現象的研究中，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城市精神，因為任何一個城市都消融在包圍著它的民族國家的地理空間和精神空間之中。如果說，地理空間還可以機械地加以劃分的話，那麽，精神空間就始終是連貫的。當然，這並不是說，關於城市精神的探索是無意義的事，全部問題在於，探討者心中必須確立起這樣一種觀念，即真正的探討對象乃是處於匿名狀態中的民族精神。換言之，人們應該自覺地把關於城市精神的任何言說奠基於民族精神的基礎上。
在探討者的思想中常常存在著這樣的錯覺，即城市精神是在我們周圍喧嘩著的、離我們最近的東西，而民族精神則似乎是遠離我們的、處於沉寂狀態中的東西。其實，結果正好顛倒過來：最近的東西反倒是最遠的，而最遠的東西反倒是最近的，因為我們的精神總是在沉寂的狀態中運行，老子說：“大音希聲”，良非虛言也；而在我們周圍喧嘩著的一切不過是感性的事物。事實上，隻有當我們從喧嘩返回到寂靜，不是用感性的眼睛和耳朵來觀察，而是用心靈的眼睛和耳朵來思索的時候，才能發現隱藏在民族精神深處的原始經驗，並努力把它帶到意識層麵上來。因此，在城市精神的探討中，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不是去虛構，甚至打造出一個理想化的、十全十美的城市精神，而是把隱藏在民族精神深處的、在市場經濟的氛圍中被邊緣化的、但對於一個民族的安身立命來說又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原始經驗，帶入到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中，否則，我們就是在從事無聊的語言遊戲了。
那麽，究竟是何種原始的經驗對於我們這個民族和這個我們置身於其中的城市的精神王國來說，有著奠基性的意義呢？我們的回答是：求真與懺悔。其實，這兩個概念所顯示的原始經驗是無法完全分離開來的，它們實際上是共屬一體的。懺悔本來就是奠基於求真的，一旦求真缺席，懺悔就蛻化為無方向、無意義的活動；反之，求真的深度和完整性又必須通過懺悔來量度。質言之，在懺悔缺席的情況下，求真多半是膚淺的，形式化的，甚至是虛假的。總之，隻有當共屬一體的原始經驗——求真與懺悔一起向我們開啟出來時，我們關於任何精神現象的探索才不會停留在遊談無根的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