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問題本身迫使胡塞爾逾越曆史的變化而朝向使其得以可能的曆史的先天。但是，一方麵，作為一種曆史文化事實，任何一門科學及其真理都以曆史的先天為前提；另一方麵，曆史的先天卻是一種理念化的成就，無疑也是一種曆史文化事實。因此，產生曆史的先天的理念化反過來又以曆史的先天為前提，這二者之間應如何調解呢？（VI，363）
對此，胡塞爾訴諸先驗主體性的自身思義。在他看來，曆史的先天不是一個超世界的觀念領域，而是位於先驗主體性自身反思的經驗領域，亦即最終明見性的領域。考慮到那些經驗的曆史科學，他把曆史的先天規定為由前科學的曆史經驗之可能性條件和經驗的曆史科學之可能性條件構成的全體，因為“一切通常意義上的曆史性的問題提法和指明，都已經以作為普遍的問題視域的曆史為前提了”（VI，382）。然而，這種可通過回返最終明見性而被經驗到的曆史的先天是何種先天呢？對此，胡塞爾的回答是，它是進行最終構造的主體性的時間結構。這種主體性總在曆史的當下將自身構造成時間性的東西，亦即“赫拉克利特之流”本身。在他看來，曆史的世界視域總是作為蘊含在各個當下視域中的時間視域（Zeithorizont）被意識到，具有可揭示的本質結構。這是一種原則性的結構，一種從已顯露的結構出發仍可更多地被擺明的結構（VI，378-380）。由於對具體的曆史性的事實性的探究和規定都建基於這種作為原則性的結構的曆史的先天，胡塞爾認為，一切真正的問題都隻有訴諸曆史的先天才能得到理解，它是“一切可設想的理解問題的普遍源泉”。顯然，曆史的先天“要求一種完全無條件的、超越一切曆史事實性的明見性，真正絕然的明見性”，這與曆史主義宣稱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對性的立場是截然對立的（VI，381）。正是基於曆史的先天的立場，胡塞爾甚至在探討曆史性問題的《危機》語境中也能尖銳地批評曆史主義的悖謬性：“我們首先還不需要對曆史主義提出的事實進行某種批判的考察，隻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即關於它們的事實性的斷言已經以曆史的先天為前提了，如果這種斷言應具有某種意義的話。”（VI，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