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以前，“生活世界”這一表述就已偶爾在胡塞爾那裏出現。但是，直至20世紀20年代以後，它才作為一個專門的術語進入現象學的基本問題域。最初，胡塞爾交替使用“生活世界”與“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的或素樸的經驗世界”，但20世紀20年代以後，它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含義，而由這一專門術語所標識的問題則呈現出係統和重大的意義。[1]事實上，在《危機》中，生活世界問題是作為切入先驗現象學的引導性問題而引入的。盡管胡塞爾在《危機》以及同一時期相關的手稿中的論述具有諸多不一致性，但是，通過回返生活世界而開顯先驗主體性，以便使現象學還原達到具體化和徹底化的實行，他的這一運思主旨是明確的。
鑒於生活世界問題的本旨，亦即“通過對我們的科學的與哲學的危機狀況的根源做目的論的—曆史的思考，論證哲學進行先驗的—現象學的轉向之不可避免的必然性”（VI，S.XIV），在《危機》中，胡塞爾既賦予“生活世界”問題一種診斷性的功能，也賦予它一種理療性的功能。[2]生活世界問題的診斷性功能在於，它表明客觀科學已如何遺忘了作為其意義基礎和有效性基礎的生活世界。這種遺忘性標識著現代科學的客觀主義，而這正是歐洲科學和歐洲人出現危機的真正根源。作為客觀科學的意義基礎和有效性基礎，生活世界首先表現為一種“基礎功能”（Boden-Funktion）（VI，158）。“生活世界”問題的理療性功能則在於，它為先驗現象學之徹底的自身思義贏得了起跳的地基。因此，這種理療性功能被稱為“引導線索功能”（Leitfaden-Funktion）（VI，175）。在胡塞爾看來，這兩種功能彼此內在相關，生活世界借其基礎功能成為回問先驗主體性之構造成就的引導線索。正是基於這兩種功能及其內在關聯的考慮，胡塞爾將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的對照作為係統開顯生活世界問題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