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是胡塞爾的現象學研究深化和發展的重要階段。在這一時期，胡塞爾關於現象學還原的思考、自我概念的演變以及發生現象學的觀念的萌芽和發展，這三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從極性空乏的純粹自我向習性自我的推進，再到單子概念的提出，伴隨著其現象學還原思考的深化。從先驗的構造的方麵來看，則是通過“最徹底的還原”所開顯的原自我概念和單子個體化的問題性，其間伴隨著發生現象學觀念的萌芽、發展和發生性分析方法的運用。正是基於這種現象學研究的深化，胡塞爾在後期給出了不同於《觀念I》的三個“現象學引論”，分別是《形式邏輯與先驗邏輯》《沉思》和《危機》。事實上，它們分別代表了三條不同的“現象學還原的道路”。在《危機》中，胡塞爾對其現象學研究的深化和發展具有明確的方法論反思。他充分認識到《觀念I》中“笛卡爾式的道路”的嚴重缺陷，最終選取了“生活世界的還原”的道路。
作為胡塞爾後期思想的核心，“生活世界”問題引發了廣泛而持久的爭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胡塞爾本人對“生活世界”概念的表述具有歧義性，“前科學的直觀的周圍世界”“具體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等含義彼此錯綜交織，構成難以釋解的謎團。在《危機》中，生活世界問題的探討以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的對照為出發點。通過深入考察對照雙方的本質關聯，胡塞爾呈現了生活世界的三重麵相，即“前科學的直觀的周圍世界”“具體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同時，他也擺明了何以會有一個從前期單純的世界概念向後期生活世界概念的轉變。具體生活世界內發生的“流入”現象則顯示出“生活世界的先天”的曆史性特征。因此，生活世界問題導致一門關於“曆史的先天”的現象學。一方麵，基於曆史的先天的思想，胡塞爾甚至在探討曆史性問題的《危機》語境中也能尖銳地批評曆史主義的荒謬性；另一方麵，借助對意向性概念的原則性修正，胡塞爾揭示了曆史的先天之持續生成的目的論，從而表明其與客觀先天的對立。最終，在與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關聯中，曆史的先天在先驗目的論的維度上呈現出其介於曆史主義與客觀主義的本質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