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念I》中，懸擱主要作為徹底棄絕自然態度的總設定的步驟被引入。盡管胡塞爾本人反複強調現象學懸擱（ph?nomenologische Epoché）本質上不同於“笛卡爾的普遍懷疑設想”，懸擱的目的“是要去發現一個新的科學領域”（III/1，56），它“與對真理的毫不動搖的信念，甚至與對明見真理的不可動搖的信念相容”（III/1，55）。[3]此外，他也曾明確指出：“我們使屬於自然態度本質的總設定失去作用，我們將該設定的一切存在性方麵都置入括號：因此將這整個自然世界置入括號中，這個自然界持續地‘對我們存在’，‘在身邊’存在，而且它將作為被意識到的‘現實’永遠存在著，即使我們願意將其置入括號之中。”（III/1，56）甚至在談論“現象學剩餘”的語境中，他仍明確強調說：“我們使把握的和理論上探索的目光指向在其自身絕對獨特存在中的純意識。這就是探索所餘留下來的‘現象學剩餘’，雖然我們已‘排除’了包含一切物、生物、人、我們自己在內的整個世界。嚴格說，我們並未失去任何東西，而隻是得到了整個絕對存在，如果我們正確理解的話，它在自身內包含著、‘構造著’一切世界的超越存在。”（III/1，94）盡管如此，但是由於胡塞爾在那裏過於突出懸擱的否定性質，諸如“消解了物的世界”“現象學的剩餘物”等用語，而且由於這些論述在依托笛卡爾普遍懷疑思想的背景下過於強調世界之純假象的存在與意識之絕對存在之間的對立，因此不可避免地誤導了人們對其現象學的理解：似乎世界通過懸擱從現象學的研究領域中被排除出去了，仿佛現象學的研究隻是與世界隔絕的、自身封閉的純粹意識區域。這種誤導不僅已為諸多現象學家——如芬克、蘭德格雷貝、梅洛-龐蒂、利科、耿寧等——嚴厲指責，而且胡塞爾本人在後期對此也有明確的方法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