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君主專製下建立的中央集權，目的在於對國土、民眾加強控製。而皇帝個人意誌隻有通過參與政權的官吏集團才能最終實現，因此，強化集權往往與強化帝權、加強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的控製相聯係。
這種控製的強化，主要依靠各級監察機構職能的發揮。從某種意義上講，監察製度的完善與否是衡量一個政權是否成熟，統治是否嚴密、有效的重要標準，也是其控馭國家全局、掌握統治工具能力高低強弱的體現。
秦王朝統一後，在中央設置禦史大夫，下設禦史中丞及侍禦史等屬官，受公卿奏事，行使監督、檢查、彈劾權力；在地方各郡，則設置監禦史一職，負責監察其所轄一郡之官吏士民。這樣，由禦史大夫、監禦史組成的全國自上而下的監察網建立起來，雖不盡完備，但業已初具規模。
漢承秦製，仍然設置禦史大夫這一職位，但卻基本廢除了地方監察機構。地方監察職掌改由丞相便宜斟酌，不定期派員深入各地隨機調查，而不再設置專門的機構負責。漢初社會幾近凋敝，收縮機構也在情理之中；地方平靜，無為而治，郡國並行，全麵監察既不必要，也不現實。
漢武帝連年興兵，工程興作，財政窘困，在推行新財政政策的同時，承襲前代“入粟拜爵、免罪”的做法，又興置“武功爵”，從而將免役權和司法權部分變相出賣，後更發展為公開賣官鬻爵，從官吏選拔製度上為下層職官濫選及相關的司法混亂提供了條件。
地方豪強乘機投機鑽營，興風作浪，通過經濟手段堂而皇之進入政治領域，謀求雙重特權，營私舞弊，魚肉一方，成為當時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例如酷吏楊仆，史稱以千夫為吏，即以買爵而入補為吏並由此發跡，官至主爵都尉，拜樓船將軍，封將梁侯。就是這位憑投機而發家的領導人物，在奉詔討伐南越的過程中，公然在戰場上弄虛作假，捕降者為俘，掘死屍為獲，謊報戰功擁兵不前，希望趁亂渾水摸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