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山西給我的印象很美妙。
1966年前後，社會的管製已經趨嚴，各類書籍大多被當成毒草收繳，當時十來歲的我，隻好偷偷翻窗戶跑到被塵封的圖書館讀書，間或偷出來幾張木膠唱片聽。其中一大盤《小二黑結婚》的唱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蘭英銀鈴般的歌聲，像流水一樣，清澈甘甜，響遏行雲。之後我又聽了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中的《人說山西好風光》，到現在我都會唱：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站在那高處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嘩啦啦啦流過我的小村旁……
在這些歌謠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腦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純的形象：高天流雲，溪水清冽，民風淳樸善良。日後接觸多了以後，雖然覺得山西的清純形象不再，但對山西在藝術領域的地位卻認識得更加深刻。從編成於春秋時期的《詩經》中的“唐風”“魏風”十九篇——包括極負盛名的《伐檀》《碩鼠》等，到今天山西籍音樂家輩出，如郭蘭英、關貴敏、閻維文、譚晶等，還有無數的民間藝人，山西可謂弦歌不絕，尤其晉北更是民歌的海洋。
關於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農業學大寨”。那時候全國上下一盤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導下，我的家鄉貴州山區同樣在轟轟烈烈學大寨，“三戰狼窩掌”等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因此我對山西的印象又多了一條：極度貧瘠。
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隻是大寨的陪襯，以至於後來我到山西，第一願望就是拜訪大寨，也曾與大寨時任掌門人郭鳳蓮有過兩麵之緣。當時大寨想往工業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誠懇地提了一些建議，可惜沒能深入合作下去。
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個貴州大山深處的孩子對遠方的遙遙一瞥。令我遺憾的是，在十年新華社記者生涯中，我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報道，可以說是幾乎走遍全國，但竟一次都沒有到過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是，我從陝西采訪歸來，站在壺口瀑布上眺望，黃河滔滔，山巒起伏，隨行者說對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終緣慳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