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租界收回以後，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日益加緊了。1927年1月9日，蔣介石從南昌到武漢，他這次武漢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國民政府遷到南昌去。那時武漢的群眾運動，非常高漲，工會、農會、學生會、童子團、商會等組織都已建立。國民政府召開了一次有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歡迎他，會上蔣介石竟恬不知恥地醜表功，說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勞苦功高。群眾當場起來質問他：為什麽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麽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被問得張口結舌，麵紅耳赤。接著蘇聯顧問鮑羅廷講話，大意是說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個人獨裁，提高黨權，發楊民主。蔣介石受了群眾正義的質訊，惱羞成怒，卻把怨毒之氣全都轉移到鮑羅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後，立即給徐謙（黨政聯席會議主席）打來一個電報，硬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徐謙接到這個電報，嚇的不得了，打電報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這樣我就星夜從宜昌趕回了武漢。
我回到武漢，開了一次會。會議上多數人反對撤換鮑羅廷，隻有徐謙主張順從蔣介石的要求，說：“照顧蔣介石的麵子，把鮑羅廷換一換罷。”我說：“這不是麵子問題，鮑羅廷是否要換，應由大多數中央委員來決定，蔣介石一句話怎能算數！究竟是蔣介石服從中央呢，還是中央服從蔣介石？再說鮑羅廷的話根本沒有錯誤，憑什麽理由要撤換他？這不是鮑羅廷個人的去留問題，這是蔣介石對中央、對政府的蔑視。我們一定不能讓步！”後來會議決定不理蔣介石的這一無理要求。
蔣介石的專製獨裁行為，引起了武漢方麵極大的憤慨。我們決心要跟他鬥一鬥。為此，特成立了一個由徐謙、鄧演達、孫科、顧孟餘和我共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機關，發表了宣言和宣傳要點（內容主要是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運動以及所謂“迎汪複職”等。）接著我們又準備在3月7日召開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到了武漢，足了法定人數；隻有蔣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遲遲不來。到了臨開會的日子，譚延閶、陳公博等從南昌來了，帶來了蔣介石的口信，說要把會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來開會。我反對會議延期，我說：“開會日期早就通知了，為什麽他不來？現在法定人數已足，為什麽要讓大家等他一個人？”結果會議還是如期在7日開始。不過由於不少人有顧慮，所以把7日的會議算作預備會，10日才開正式會議。假使蔣介石真想在12日來開會，也可以趕得上。大概是因為我們沒有聽從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氣，始終沒有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