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在長江下遊，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達到**。當時，上海在工人糾察隊的控製之下，南京在六軍和二軍的控製之下。（這兩個軍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並由著名的共產黨員林伯渠和李富春同誌擔任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為了勾結帝國主義進行反革命的叛變，就傾注全力來奪取這兩個最大的都市。他把自己的嫡係部隊都擺在京滬線上，盤馬彎弓，躍躍欲試。情形已經很明顯，京滬線上的這場鬥爭，將是革命成敗的一個關鍵。有人主張把剛從鄭州前線回來的第四軍（是北伐的主力，號稱“鐵軍”，軍中有許多共產黨員）調到南京去加強南京的防禦，呼應上海的革命勢力，並監視蔣介石的活動。這個主張得到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支持。4月3日，第四軍開往南京的準備工作都作好了，軍隊中已作過動員，運輸的船隻和糧秣槍彈都已準備就緒，並已決定4月4日出發。就在出發前夕大家在一起開會時，忽然有人提出，不應該把“鐵軍”調到南京去。理由有兩個：第一是怕在長江下遊和帝國主義太靠近，會引起衝突和幹涉；第二是當時汪精衛已從國外回到上海，將要來武漢，假使我們和蔣介石完全鬧翻，蔣一定要扣留汪，不讓他來武漢。這兩個理由，我們今天來看是何等荒謬，但當時卻有不少的人說得振振有詞，甚至部分共產黨員也支持這種主張。為什麽許多人思想這樣混亂呢？主要是由於武漢政府的階級構成複雜，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還占很大的勢力，許多國民黨員以至共產黨員，政治思想水平也都不高。當時我黨還處在幼年階段，雖然在群眾中很有威信，但思想上卻不夠堅強。大家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千涉沒有從本質上加以分析，以為躲遠一點就可以避免幹涉。由於缺乏應付幹涉的經驗，對帝國主義幹涉的後果也作了過高的估計。至於對汪精衛抱有幻想的人就更多，大家隻看見汪在曆史上的光明麵，隻看到他某些偽裝的革命詞句，隻看到汪蔣之間存在的矛盾，而沒有進一步從階級本質上去分析汪蔣之間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