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孫中山先生的解職和袁世凱的登台而結束，實際上是失敗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對此並無認識，他們當中有不少的人對帝國主義和袁世凱還存在著幻想。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應袁世凱的邀請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並百般地曲意相從，終於使孫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孫中山先生從袁那裏出來就對人說：“今日之中國，惟有交項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國鐵路總監的任命，想在中國經營二十萬裏的鐵路，實現他的實業救國的美夢。為了這個目的，他隨後還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夢想便被現實粉碎了。
南北和議成功之後，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從一家報紙上看到了袁世凱要任命我作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趕快來告訴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計是朱芾煌搞的鬼，便立刻去問他。他說：“總統正要找你，請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調解成渝雙方的糾紛，並要給我們宣慰使的名義。”我說：“四川是我們的家鄉，對於家鄉的父老何能用這種名義？而且我在南京臨時政府秘書處的時候，即已和大家有約，此後絕不任什麽官職。”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衛等專使人員在從北京回南京的輪船上曹有“六不會”的組織，以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相標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兩條，稱為“八不主義”。我雖然沒有加入“六不會”，並且知道他們是唱高調騙人的；但我卻認為一個人如果違背了自己的初衷，總是問心有愧的，且將失信於人，為人所棄。就是由於這種種原因，我堅決地拒絕袁世凱給我任何的官職。袁不得已，後來才同意不給我任何名義，隻要我同朱芾煌一起回川一行，去“慰問”四川人民，並促成四川的統一。我當時並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資望不夠，不足以替他完成統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為他服務。我隻覺得促成四川統―，避免人民塗炭，為桑梓父老做點事情，是一種不可推辭的義務，因此便答應了。袁給了朱一筆錢，朱問我怎麽開銷，我說：“我們每人一月六十元就夠了，同行的人，還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說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樣，既沒有爭著作官，又沒有爭著要錢。我本來對朱的投靠袁氏，內心不取；現在見他這樣，又覺得他之投袁，原是去爭取袁氏讚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諒。其實，我那時對朱的本質還是沒有認識清楚。後來事實證明：他是一個野心並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機分子。他投到袁的門下，知道袁也不過是利用他與革命黨拉拉關係而因此對袁也不存奢望，隻趁機會討了一個夔關監督來當，弄了一批錢，然後便由官而紳，到北京城裏買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許多房子，作起房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