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讀到許多詩選和文選。編選的人有不少是平日相識的朋友，偶然征求我的意見，就不免發表了一些議論。
應該承認，這許多選本的編者用意都是好的。他們煞費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選本的得失，斟酌取舍，並且詳加注釋，確實花了很多工夫。在這許多新出版的選本中，有的水平很高，優點多而缺點幾等於無。讀到這種選本，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悅。但是，也有一些選本，缺點尚多，有待商榷。在這裏，不可能一一論列，隻想提出一個普遍的問題來談談。
一般地說，詩和文應該有一個界限，完全可以劃分得清楚。然而，這個界限卻不是斷然分開不能逾越的鴻溝。所謂“詩”，所謂“文”，究竟應該如何區別？它們的體裁和形式又應該怎樣分類？實際上這是自古迄今爭論未決的問題。《書經》的《舜典》中說：“詩言誌，歌永言。”這似乎是大家公認的最古的定義。但是，我們要問：難道文章不是“言誌”的嗎？《國語》的《楚語》中說：“文詠物以行之。”這又是一個古定義。我們也要問：詩難道不也是“詠物以行之”的嗎？
由此看來，詩和文的界限可以區別，又不好區別。《論語》的《學而》篇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個“文”字是指的什麽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顯然不是。據漢代鄭玄的注解說：“文，道藝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說：“文謂詩書六藝之文。”這個範圍就很寬廣了，差不多把詩、書、禮、樂等以及各種典章製度都包括在內了。
事實上，古人所謂“文”是泛指一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範圍很大。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古人認為文學的作品必須文字非常精練，結構極為嚴密和緊湊，決不是我們近代人文字鬆散的長篇大論所可比。這並不是說，我們的長篇大論一定不如古文，這是文章的體裁和形式的發展，趨向複雜化和多樣化的必然結果。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確立一種新的關於詩文分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