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持續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間雖有幾次轉變的機會，也都被統治者予以否決。及“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禮儀，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何謂耳，故罷去之”。[1]
黃老學說出現的另一個原因，如果從漢初統治階層的構成來分析，顯然在於以“布衣將相”為主要成分的漢初統治者，麵對新王朝出現的一係列棘手問題束手無策，而不得不采取的權宜之計。在西漢之前，秦王朝雖然建立了統一大帝國，但如何統治這一大帝國，秦王朝並沒有來得及製定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方略，便由於其他原因而被推翻。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漢帝國的建立，仍然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劉邦等一代豪傑能夠打下天下，但對如何駕馭天下，實在說來並沒有一部明晰的藍圖。
漢初相繼的幾位統治者及其統治集團，實際上是樂於守成，進取不足。這自然受客觀曆史條件的製約，同時，也與他們自身的素質密切相關。在當時相當長一個時期，西漢中央政府和各級政權的把持者，大都是那些雖有戰功，但文化水平低、管理能力欠佳的“布衣將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恃功自傲，視知識如糞土，“介胄武夫，莫以為意”，[2]本能地討厭知識和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對知識財富、智慧財產不屑一顧的蔑視態度。劉邦西入鹹陽，諸將皆爭金帛財物，惟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得俱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聰明如蕭何者，所關心的也僅是最實際的物質問題，他人遑論！因此，用劉邦的話說：“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3]知識分子及智慧財產，在劉邦眼裏的地位由此可知。
適宜的社會條件將黃老學說捧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反過來，這種意識形態又極為深刻地影響和刺激社會生活。在漢初的幾十年裏，西漢政權的各級官吏幾乎都以學黃老之學為榮而相互標榜，這種現象一方麵反映了他們麵對新的社會條件的無能，另一方麵勢必助長不思進取、懶漢無為的社會風氣，勢必帶來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麵的混亂與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