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的複興，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變更準備了前提條件，那麽，為什麽漢武帝獨鍾於儒術，而至少在形式上、表麵上排斥其他諸家？欲揭示這類曆史偶然現象的終極原因，還隻能從當時社會對理論的需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和各家學說的內在結構中尋求答案。
傳統的解釋差不多都是因襲司馬遷的說法，即漢武帝好儒術，“招賢良”，“會竇太後治黃老言，不好儒術”，[1]帝黨和後黨兩個集團進行了一番鬥爭，等到“竇太後崩，其明年，征文學之士”。[2]於是乎，儒術獨尊。
誠如馬克思所說：“如果鬥爭隻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麽創造世界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麵，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麽世界曆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麵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3]
換言之，我們承認在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轉折過程中，一些主要人物在某種時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能夠充分認識當時主客觀條件，並懂得利用和改變這些條件，以促進或延緩某些曆史事件的發生與發展。在這裏，最重要的或者說終極原因，仍然是社會存在等客觀條件。因此，“曆史科學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歸結為帝王將相的行動”。[4]儒家學說獨步走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是涉及到漢王朝乃至整個中國曆史的大轉變，如果僅用個別帝王、皇後的好惡取舍不同來解釋，顯然失於膚淺。
順便指出，所謂漢武帝“好儒術”這個問題本身仍是值得重新考慮的。他確實對儒家學說表示過好感，但在其政治實踐中並不是完全按照儒家的倫理要求和道德規範，更不要說如後世儒者從儒家精義中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儒家學說的基本特點在於積極用世，對未來世界持存疑態度，“不語怪、力、亂、神”。[5]而漢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甚至真誠期望：“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7]這哪裏有一點儒者風骨，完全是一種道地的神仙家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