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對西漢初年的統治者來說是深刻而又慘痛的。
基於這種教訓，西漢王朝重建統一之後，圍繞著統一帝國怎樣才能真正獲得鞏固和發展的問題，在最高統治層也進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並最終決定采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黃老之學在西漢建國初期一度成為官方意識形態，這對漢代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儒家學術的變化產生過極其重大的影響。
西漢王朝的建立得之於許多複雜的內外在因素。在某種程度上說，劉邦的勝利帶有一種僥幸的意味。因此，得天下之後如何治天下，在以劉邦為核心的農民領袖們的心目中並非完全有數。這些原本以販夫走卒為主體的“社會邊緣階級”一旦取得了“社會中心階級”的地位，實際上也不得不求助於原來的社會中心階級——知識分子，利用知識分子的智慧重建社會秩序，以便對社會進行有效的治理和統治。
早在劉邦南征北戰、平定四海之際，他身邊就已網羅了一大批忠誠的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基於對社會及曆史的深刻認識，不停頓地為新王朝未來的社會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的設計出謀劃策，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漢王朝社會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的正確性，至少為新王朝減少了某些政策性的失誤。
據比較可靠的曆史資料記載，長期跟隨劉邦打天下的陸賈不時在劉邦的麵前談論儒家經典《詩經》和《尚書》等等。終於有一天惹得劉邦極不高興。高祖罵之曰：“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