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關於中國傳統政治理想模式的另一個重要設計，是重德教而輕法製。期望建立一個良性的教育機製，以使在君主專製政體下的全體成員納入行善的良軌，使習慣和理性經過培養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亞裏士多德曾經指出：在一個正常運轉的政體下，“立法家就必須保證他的公民們終於個個都要成為善人，並應該熟籌應采取怎樣的措置〔教育〕而後可以取得這樣的成績。又，對於人類最優良的生活，他也應該確立其目的”。[1]通過下麵的分析，我們將要看到，董仲舒思考的重點，正是怎樣不通過嚴刑峻法而借助於教育的手段，從而使“他的公民們終於個個都成為善人”。
我們知道，陰與陽這對範疇不僅是董仲舒自然哲學，而且也是其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概念。他認為，陰與陽分別體現了天的政治意圖中相互依賴、相互製約的兩個方麵，即剛柔相濟。他說：“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2]“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3]“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者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4]基於此，董仲舒構思出一個任德教而不任刑罰的理想社會模式，在這個社會模式裏，“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5]
關於德教與刑罰的作用孰大孰小的問題，曆來是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實踐者感到困惑的焦點之一。傳統儒家如孔、孟總相信人類的本性是正直的，而這種正直又具有莫大的力量，因此思想家和政治實踐者隻要常常向人們指出正當道路，順從自然，給人類以羞恥之心，使從羞恥受到鞭責，把不名譽作為刑罰最重要的部分，隻要勸告，而不需要命令，就已足夠了。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有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6]孟子也指出：“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藿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7]承認好善求美是人類的本然之心，故而為政之要不在於濫施刑罰，而在於如何啟導人類的這種本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