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大的思想家，不論他對現實持何種態度，但總喜歡基於現實的需要，借助於往昔的思想資料，去構思一個理想的社會政治模式，以期作為全社會的追求目示。雖然董仲舒沒有像莫爾那樣寫出《烏托邦》，像康培內拉那樣寫出《太陽城》，也沒有像孔子、康有為那樣冥思苦想地建構大同世界，像奧格斯丁那樣構築“上帝之城”。更沒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幻想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胸懷，提出為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的目標。不過，實事求是地評估董仲舒的理想價值，我們不能不承認，董仲舒基於對曆史的反思和現實的批判，也提出了與客觀存在著的社會現實完全不同的理想的社會政治模式。
董仲舒在對曆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中，主要是站在《公羊》學派的立場上，著力於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以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方案。在當時，他為解決西漢中央政府所麵臨的複雜的社會問題，一方麵力主《春秋》深蘊“更化”與革命之義，這一點實際上啟導了一千數百年之後的康有為去重塑“托古改製”的孔聖人的思想形象。另一方麵，董仲舒也坦率地指出：“《春秋》之於世事也，善複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1]表現出革新與保守、複古與進化的深刻的內在矛盾。
簡言之，董仲舒理想的社會政治模式雖然基於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與改造，但這並不是主要的。他主要依據的仍是中國人傳統的致思模式——兩隻眼睛向後看，——希望“先王”的政治實踐或政治理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以複歸。
然而，當我們具體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資料時，我們看到董仲舒所謂的先王政治實踐和政治理想，並不是傳統儒家向往的唐虞洪荒時代無階級差別、無等級秩序的原始共產主義，恰恰相反，董仲舒的思想政治模式堅決排除傳統儒家的這一見解，他的致思傾向和他理想的社會結構最突出的特點則在於建立一個上下有別的名分等級製度。董仲舒與傳統儒家的這一重要區別是饒有興味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在野的思想家與統治階級思想家之間的本質區別和他們各自不同的興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