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威德並施的指導思想必然派生出賞罰得中的主張。董仲舒說：“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1]很顯然，董仲舒在這裏是向專製君主出謀劃策，以便調動各方麵的力量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在專製政體下，一個君主不論怎樣擁有豐富的智慧，也無法僅憑個人的才智進行統治。從中國曆史上已經發生的實際情況看，所謂君主個人獨裁的專製政體並沒有真正實踐過，正如利瑪竇所觀察到的那樣，雖然中國人自很早以來就讚許君主政體是“惟一政體”，但實際上君主製在中國僅僅是一種形式，因為中國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貴族政體”。也就是說，“雖然所有由大臣製定的法規必須經皇帝在呈交給他的奏折上加以書麵批準，但是如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2]
君主專製政體內部這一複雜而又令人奇怪的現象，初看起來，很難被人理解，因為長時間以來的常識教育使我們覺得“中國封建時代”的君主個個都是惡魔，都是獨裁者。事實決非如此。關於這一現象，黑格爾從法哲學的觀點作了揭示，他指出，就君主政體而言，“我們必須完全把理念固有的必然性放在腦子裏，其他一切觀點都必須使之消失。國家必須被看做一個建築學上的大建築物，被看作顯現在現實性中的那理性的象形文字。因此，一切有關純粹功利的東西、外部的事物等等，都應被排除於哲學的探討之外。國家是自我規定的和完全主權的意誌，是自己的最後決斷，現在，觀念對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比較困難的是把這個‘我要這樣’作為人來領會。這不等於說君主可以為所欲為，毋寧說他是受谘議的具體內容的束縛的。當國家製度鞏固的時候，他除了簽署之外，更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可是這簽署是重要的，這是不可逾越的頂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