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其特色無疑在於理論體係的精密構思，但由於董仲舒並不是超然於物外，而是密切關注社會、人生等現實問題，因此，盡管董仲舒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願對現實政治進行直接議論，而貌似一種純學理的研究，然而隻要仔細分析他的那些學理，人們總是每每感到董仲舒那些幾近玄虛而神秘的理論，實際上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暗示，或者說，是希望從學理上幹預現實政治。因而，董仲舒的學說除理論的意義之外，隻要放到西漢特殊的社會背景下，也不難發現其重要的實踐意義。
當然，董仲舒由於仕途坎坷，機緣巧合，不像公孫弘那樣熱衷於政治爭鬥，不過，他畢竟兩度從政，凡相兩國，如同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隻要條件許可，總是對政治表現出一往情深。盡管他生前仕途不甚得意，然而他的子孫及弟子百數人皆以學而致高官，並在政治實踐中著力運用和發揮董仲舒的學說。
至於董仲舒個人，以《春秋》決獄是突出的例證。據相關史料記載，董仲舒著有《春秋決獄》十六篇，凡二百三十二事。又有上疏章奏百二十三篇，皆以“說《春秋》事得失”而談論或影射現實政治。他主張以《春秋》大義作為指導司法實踐的行為準則和進行訴訟活動的法律依據，即“以義行法”[1]，以為《春秋》中的一些基本原則不僅具有法學理論的意義，而且具有法律條文的同等效力，甚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春秋》的原則可以高於法律條文之上。
在董仲舒的倡導以及公孫弘等人的推動下，有漢一代，以《春秋》決獄風行一時。像有名的酷吏張湯，曾專門網羅儒生，精研《春秋》大義，以便在斷獄時附會。《春秋》每每被作為經典甚至法律條文來引用。有時一句《春秋》語錄，可以使無罪者禍及三族，又可使有罪者無罪釋放，甚至重用升遷。針對這種罪行擅斷主義的傾向，章太炎曾憤慨地批評道：“漢世儒者，往往喜舍法律明文而援經誅心以為斷。如薛況使客楊明斫傷申鹹，延尉直引律曰：鬥，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其議當矣。而禦史中丞眾等，以為《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明及況皆棄市。孔光、師丹為儒者宗，乃反是中丞議。蓋自仲舒以來，儒者皆為蚩尤矣。”[2]以《春秋》決獄所帶來的最大弊端統統歸之於董仲舒，自然過分，也無助於真切明了董仲舒《春秋》決獄的真正價值。當然，章太炎的說法也有一些道理，因為董仲舒確實主張以《春秋》的原則聽獄判案，原其誌，誅其心，不顧或極少顧及罪犯所造成的實際後果。董仲舒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誌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用現代語言來表示，董仲舒似乎主張在判案時要參照罪犯的一貫表現和主觀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