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作為一部曆史著作，盡管不太像樣子，但它不能不表達一定的曆史觀念。那麽，《春秋》的曆史觀念是不斷進步，還是日趨複古呢？曆代學者對此存在著相反的意見。在康有為等一些對現實充滿著憂患意識的思想家看來，孔子是一位不滿於現實狀況的偉大的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表達不斷進化的思想傾向。為了增加這一理論的權威性，康有為聲稱這一見解主要來自西漢儒宗董仲舒的啟迪。然而，當我們考察董仲舒在這方麵的見解時，我們吃驚地發現，康有為與董仲舒在這根本點上不啻有天壤之別。董仲舒曾明確地指出：“《春秋》之於世事也，善複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1]換言之，在董仲舒看來，孔子雖然對現實不滿，但他決不是要求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且對那些妄談變革、革命的人，孔子總是以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冷嘲熱諷，孔子的真實目的，依然是為了“法先王”，追慕理想中的遠古製度與文化。
孔子隻有一個，解釋多種多樣。還是讓我們撇開康有為，看看董仲舒究竟是怎樣認識曆史的吧。
東方思維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建立在變動不居的“中國古典進化論”的基礎上，它認為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一個變動的過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日日新，月又新”。今日之天非昨日之天，明日之天非今日之天，但又涵育在今日之天之中。這是農業社會特別是以小農業生產為主體的社會狀況的必然認識，農業社會的居民從生產需要出發，雖然無需高度精密的時間概念，但他們直觀地感到包括天地在內的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東方先民正是通過這種經驗主義或感覺主義的思維方式，把自然界作為一個客觀的認知對象來觀察，來把握。那麽，昨日之天與今日之天當然不同，今年之夏與去年之夏也必然有異。不過，在東方先民看來，這些不同、這些差異又不是根本的，而是枝節的、漸變的。因此，東方思維一開始就隨自然界天象的變化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的無限循環的觀念。時間是永無止境的無限，曆史也是一個無限的發展。隻是這種發展往往帶有一種循環往複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