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性必從辯名始。在董仲舒看來，先前關於人性問題的看法之所以見仁見智，持久不決，在一定意義說是由於名實不當，以名詞內涵或外延的誤差導致一些無謂的爭論。他指出：“今世暗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1]
先前各家在對性沒有統一理解的條件下，“其或曰：性已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善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民，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者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2]換言之，在董仲舒的意識中，即使聖人，也會有錯誤。孟子的泛性論，一方麵說出了人性的善端，承認人的本然之性都有善的可能。但另一方麵，孟子將這一認識推到極端，以為天下之人本然之性莫不善，不計時代和社會條件的差異。那麽，孟子的這種說法則顯然有誤，“過矣”。
對於孟子理論上的失誤，董仲舒分析認為主要問題在於孟子未能辨別性之名與性之質，將名視為質，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爭論。他說：“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3]顯然，爭論的焦點在於衡量性善與未善的標準不同，孟子以為優於禽獸者即可謂之性善，而董仲舒認為，這樣的標準未免太簡單了些，太低些。他反問孟子：你老先生的所謂性善，質之於聖人之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