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說，清廷的立憲運動對海內外的中國知識界有著非常強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他們堅信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為中國問題所開的君主立憲的處方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認為梁啟超所提倡、鼓吹的國會製度、責任內閣、選舉製度、預算製度、國庫製度、審計製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都是中國未來應該實行的優良製度，中國如果按照梁啟超一班人的規劃進行改革，就必然能夠像西方國家一樣，建設一個近代國家。
君主立憲的穩步進行深刻影響了國內外知識界，革命陷人空前的低落狀態。即便在日本，日本政府看到清政府在立憲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踏實，其對革命黨人的看法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改變。
1907年9月4日，清國外務部照會日本政府，要求對在日本出版的《民報》、《洞庭波》、《天義報》、《複報》等刊物禁止出版，禁止印刷流通。日本外交當局為了討好清政府，以便在正在交涉中的東北問題上獲取更多利益，傾向於建議政府改變先前容忍甚至幫助革命黨人在日本出版報刊的既定政策，給清政府一個人情，一個麵子，設法查禁至少須嚴格限製革命黨人在日本的出版物。當然，日本外交當局把握著查禁或嚴格限製的度，完全視清政府在外交上、特別是在東北利益上能夠向日體讓多大的步。
日本人的態度、清政府的態度，都取決於日俄戰爭之後國際格局的變化。從國際大局看，日俄戰爭的結果使英日同盟在遠東占盡了上風，遠東的戰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對遠東的壟斷當然不符合後起大國德國和美國的利益，所以為了抵製英日同盟，德國人於1906年動議組建中、美、德三國同盟。
德國人三國同盟的建議引起清廷高度重視和興趣，隻是清廷考慮到英國和日本對三國同盟可能激烈反對，因而遲遲不敢答應德國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