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後，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發生過一些軍事衝突，但從全局來說，戰爭並非之後數月的主題。當時中國社會的主題集中在國家未來體製的選擇上。
一部分立憲黨人和新軍將領，認為清政府推出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兩項政策確實有錯，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們力主利用這次政治危機重回君憲道路，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實現真正的君主立憲。而南北僵持不下時，先前四散的革命黨人則重新聚攏，他們依然信奉孫中山十七年來的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更不願意在如此有利的環境下重回君憲。在他們看來，共和主義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經過數月爭執，共和主義終於占據上風，君憲主義成為曆史。可誰也沒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卻在實現不久便出了問題，其嚴重性甚至遠過晚清。一百多年來，人們對此有各種各樣的分析，但有一點始終未引起足夠重視，那就是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權力轉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民國法統危機。
內閣皇族化了
孫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從海外結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趕回上海的，此時距武昌起義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間的談判，也從武昌轉移至上海，從湖北軍政府轉移至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與袁世凱內閣之間。雙方爭執的焦點不再是停戰之類技術層麵的問題，而是國家未來體製的建構，即中國究竟應該沿著君主立憲的道路繼續走下去，還是應該按照革命黨人的信念，走向共和，建構一個現代國家。在這中間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黨人，而是南方的立憲黨人。
立憲黨人本是清政府君主立憲最重要的支持者，清政府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憲道路，正是這批立憲黨人長期鼓吹的結果，比如張謇，很早就致力於日本憲法和東西洋憲政文獻的翻譯和研究，他所組織翻譯的一些憲政著作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精英最流行的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