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1874年—1916年），字克強，號慶午、競武。近代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之一。
適值早春，又近清明，撫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偉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究民主憲政的真誠、韌性。
在過去，大多數研究者比較傾向於認為宋教仁是近代中國最堅定的憲政追求者，不惜為憲政獻身。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甚至在“後階級鬥爭”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當多的人覺得宋教仁對憲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與虎謀皮。宋教仁為憲政而死，在許多人看來，有點兒不值，革命黨隻能用實力說話，沒有實力，沒有槍杆子，清政府不會自動立憲，袁世凱更不會乖乖地接受憲法約束。這種基於階級分析的觀點，不能說不對，但顯然還有重新研究的空間，至少還應從宋教仁本身進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還是不值。
宋教仁在晚清民初政治分類中，確實屬於革命黨人，但宋教仁又與絕對的革命黨人孫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孫中山最早看出清政府政治體製不具備改革基礎，不具有改革價值，因而孫中山自1894年萌發反清意識後，始終如一，堅持到底。當然，孫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猶豫，曆史也沒有給他反悔的機會。自從1895年策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孫中山就與清政府勢不兩立，清政府即便宣布預備立憲了，也不願將孫中山等人赦免。這就將孫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與孫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於1882年，是19世紀晚期典型的“80後”。他們成長的年代，經過大挫折、大波折，他們品嚐過“同光新政”的輝煌與驕傲，緊接著就是甲午戰敗、馬關之恥，就是維新時代、義和團戰爭、新政改革。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後”的成長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20歲的宋教仁前往武漢報考新式學堂。這表明他對傳統士大夫成長道路已失去了興趣，或者說科舉製度已經意義不大，已不再對宋教仁這代青年構成多大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