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曾倡導變法維新，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上，梁啟超無疑是一個獨具特色的人物。他“流質多變”，常常自詡“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儼然有緊跟時代潮流，處於時代最前列的自我評價。然而，曆史的研究絕不以曆史人物的自我感覺為依據，而是透過曆史人物的言行在曆史進程中的實際效果來分析。因此，至於梁啟超多變性格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的實際價值，恐怕還不能以其自我估價而定論，而是一個有待深研究的曆史課題。本文不擬係統分析梁啟超一生變化的功過是非，而擬透過嚴複辛亥後若幹私人信劄中對梁啟超的評價作一分析，以期揭示梁啟超在近代中國幾個重要關頭，特別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變化的實在意義。
攪動社會的“罪魁”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確立，主要不是由於他在思想見解上的貢獻，而是由於他捕捉時代信息的敏銳嗅覺、筆端常帶**的宣傳性文字以及他作為一個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動。特別是他那些宣傳鼓動性的文字，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急劇變化，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不論這些人後來的政治傾向如何，他們無不敬佩梁啟超的文字。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的毛澤東承認他在青年時代曾一度以梁啟超為“楷模”，對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郭沫若也認為，“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這個評價大體符合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