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旦產生，便意味著個體向奉行戰鬥的集體主義群體的融合。當時的留學生們，既勇敢而堅定地呼喚革命春天的早日到來，又難以排遣漂流在外的內心孤寂，這時候不斷高漲的革命活動的開展，讓青年們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之中。當自己也成為大眾的一員時，他便感到了個人融合在革命集體中的喜悅和幸福了。
這便是這一代留日學生革命先行者以及“五四”一代青年人所共有的一種心靈曆程：他們擺脫了知識個體的孤寂與彷徨，在革命集體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感到了生命的充實、喜悅和自豪。這是典型的時代情緒。
從“我”到“我們”的轉變，是蘇曼殊這一時期最典型的思想特征。
回到橫濱的蘇曼殊少了笑容，變得冷漠和不善言辭。他時常著僧袍穿梭在校園，聽課、看書，或是旁若無人地誦經，同學都把他看為奇人。他不時走親訪友，卻從未再回櫻山村。
時間來到了1902年，十九歲的蘇曼殊在橫濱大同學校畢業前夕，與張文渭、蘇維翰一起到達東京準備報考高等師範學校。但是這所學校屬於官立學校，必須要公使館保證，而公使館又要橫濱中華會館董事擔保，諸多刁難，手續煩瑣。年少氣盛的蘇曼殊、張文渭沒有低聲求人，因此名落孫山，隻有蘇維翰考取。蘇曼殊、張文渭在東京輾轉數月，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中國留學生部。
早稻田大學早在二十世紀初便為國人所認識，因為該大學在接受中國留學生方麵，起了領風氣之先的作用。1905年，早稻田大學成立中國留學生部，第一年即招收中國留學生七百六十二名，規模之大在日本各大學居於首位。”
蘇曼殊進入早稻田大學時，校園已是人間四月，又是櫻花盛開的季節，站在異地片片飛花的櫻花樹下，蘇曼殊依舊聞到了初戀愛人的味道。他有時甚至會問自己，假如當初自己和愛人擦肩而過，那她是否能躲過這場悲劇。如果可以，他寧願孤老終身，避此情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