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蔣介石因事致信戴公商議，戴複信：“至於兄之苦心大事，則非弟之能為力者，搓手萬遍，終無以報。惟諒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頁）
後來，蔣介石因聽信戴公的建議，軟禁胡漢民，為世所不諒。蔣不能下台，而遷怒於戴，以為這是一個不好收場的餿主意。軟禁胡漢民是在1931年2月。胡漢民欲造成一個責任內閣的國家政府，蔣介石則欲統一號令，一個仗恃元老支持，一個以新起實力軍人自居，5月，蔣先生欲控製國民會議，邀集戴季陶、吳稚暉、陳果夫、陳立夫、邵元衝、葉楚傖商討對策，人皆無善策，而戴季陶欲對之不客氣。胡漢民拒不妥協，季陶遂明確主張強硬對待。
於是戴季陶設鴻門宴將胡漢民扣押，而對外宣稱展堂近來精神失常。季陶往勸之，囑其勿與蔣介石作對，而宜多讀佛書。漢民大怒，謂我已成神，何須學佛？《左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飽學之士吵架，三招兩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繚亂。
西安事變，戴先生又為主張武力討伐的一派，這一觀點的支持者群集何應欽公館，而蔣介石對當時所有主討伐者都無好感，蓋武力威懾則可。而大肆動武則可能玉石俱焚，此事兩人間更增隔膜。
自1930年起，他任考試院院長，確立中西融通的民國文官考試製度，他對考試利弊考慮周詳。他在報告書中說，那種揣摩窺測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舉牢籠人才，消磨誌氣，以致種弱國衰。當專製集權時代，勢力為皇親豪族所有，但造惡者為君主，非考試製度本身。如無考試製度，政治將更加腐敗，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編譯局並形成妥善的銓敘製度。自此以後，至1940年代中期，20萬以上知識分子受益，即使在抗戰中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