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也曾在侍從室工作，他將陳布雷視為最好的文學老師。基於同事之誼，他在生活上也很愛護陳先生。陳先生用腦過度，麵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相，是典型的苦行僧。至於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認識。所以，張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後頭，逗他的興趣，以此法減輕他的苦惱，使之笑靨常開。張治中說：“記得有一次在成都，與他同住一個地方。有一天上午，沒有什麽事，我笑著對他說：帶你去調整調整！布雷說：大哥（他老是這樣稱呼我，實則我們是同年，我不過比他大幾個月），我們到哪裏去？我說：你跟我走好了。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館，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說：好！以後他常希望我帶他調整調整。”（參見《張治中回憶錄?一個文人》）
布雷先生自來體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藥才得以休息，結下終身文字之緣，生活清苦自勵。他晚年答記者：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在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無可再修的地步。
1940年間，日本戰機大肆轟炸陪都重慶，采用輪番式地疲勞轟炸，試圖從靈、肉兩麵摧毀中國人。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內完成，體力漸感不支。初夏時節抵老鷹岩村舍休養，山居期間仍修改講詞，稍暇則讀陸放翁之《入蜀記》《老學庵筆記》及陳後山詩等。6月間撰寫回憶錄，7月24日敵機猛炸重慶，敵人廣播，造謠說陳布雷被炸斃。是年10月，自稱：“餘近來之身體精神大半視睡眠充足與否為轉移，然長服安眠藥則影響腸胃，不服則睡眠不佳，誠無可如何之矛盾現象也。”
他最後的幕僚作業，竟是屍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