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名儒梁章冉的《海國四說》，“未有統領，先有國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統領限年而易……終未嚐以人變法。既不能據而不退，又不能舉以自代。其舉其退，一公之民”。國家法政的總決定權在人民，三權分立的製度設計，又使總統屆期必退，即無論何等樣的戀棧者俱不可行。對最高統治者本人來說——“為統領者，既知黨非我樹，私非我濟，則亦惟有力守其法，於瞬息四年中，殫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後之思……又安有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時，而徒貽其民以口實者哉？”談政體的文字在這本書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認識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與把握令後世相當多的長文專論所望塵莫及。
其後魏源編撰巨著《海國圖誌》：“嗚呼，彌利堅國，非有雄才梟傑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於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約成城，堅壁清野，絕其餉道，遂走強敵，盡複故疆，可不謂武乎！……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洵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公乎！”已相當明確地肯定製度的約束力量，以及那種“最不壞”的巧妙設計，對議會架構的介紹與美譽對維新運動大有啟發。《後敘》說美國憲法“可垂弈世而無弊”。
同時期的郭嵩燾，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而胸懷卻遠遠超越洋務意識。他曾襄助曾國藩出辦團練，建湘軍。中年時期至上海，接觸西人西學。晚年力陳西方立國之本在政教，若僅於技術方麵師其長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國，為中國遣使駐歐之始。兩年多使外期間，有60萬言記述，得出“西洋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的結論（《使西紀程》）。保守派據為把柄，予以攻擊。汪榮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頁寫道：“郭氏以禮為治事之必須。儒家的禮就是儒家的製度。……他認為禮須不違於時，則以禮為本的政教，豈能不應時而變革？”郭氏言“時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