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建國
對於絕大多數當年參加“文革”後第一次正式高考的人來說，不管他（她）考沒考上，一九七七年無疑是充滿希望的一年。但事情總有例外，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卻有人在極度的失望中，伴著汗水、血水和淚水，度過了同樣難忘的一九七七年。
汗水
七五年高中畢業後，我被上山下鄉的洪流衝到了一縣級農業科學研究所。也許有人擔心知青到農科所接受再教育會不會在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方麵打折扣。這個請諸位放心，幹農活終究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而農科所最擅長折騰，除了開灰潭、撚河泥、撒豬糞等一應俱全外，什麽早翻早，薄片深翻，折騰！這麽說吧，凡是農技員能想到的“損招”（這裏沒有貶低農技員的意思），農工和知青都得折騰一番。順便說一句，我們所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也是有口皆“碑”的，女知青隻要沒“特殊情況”，經常要挑擔。一溜女知青每人肩挑一擔大糞走在黃昏鄉間的小路、窄窄的田埂上是該農科所的一道風景；而整天笑口常開的小麗，硬是磨煉成能從糞池裏一手提拉起滿滿的一桶大糞而臉不改色心不跳。和該農科所毗鄰的龍橋大隊是全國早翻早的龍頭，蓋因其得天獨厚的“地利”。
言歸正傳。幹農活主要是玩命，誰玩命誰厲害。當然有些農活也要動點腦子加上手腳靈活。大概所裏頭頭看我能玩命，“提拔”我當大田連副連長，輔佐老農工連長帶頭拚命。一天，我正在早春冰冷刺骨的水田裏做秧板，所辦公室差人把我叫到了辦公樓，讓我準備準備，過會兒船靠岸後，去把一個“殺人犯”接到我們宿舍。就這樣，一九七七年的早春三月，我開始和“殺人犯”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