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琳
在北京，從小到大我一直住在作家協會大院。那是一座由三棟奶黃色的樓圍成的院子，共九個單元。兩個單元是拆遷戶，一個單元屬於我父親所在的研究院，其他則住著作協和文聯的人。像詩人李季、郭小川等那時都住那兒。還有魯迅同時代的女作家白薇，她住我家隔壁單元的三層。
當時院裏的小孩都知道她是“老姑娘”，而且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覺得這三個字非常好笑。
她的穿著也十分與眾不同。頭上總是戴著一頂男式帽子，夏天是淺色的，冬天是深色的。腳上穿著一雙厚底男式皮鞋，一身一本正經的幹部服，尤其是那褲子肥得像現在的裙褲，還有棱有角的，特別滑稽。
夏天的傍晚，下班回來，她不像其他人一樣行色匆匆地往家趕，而是穿著一身肥肥大大的黑綢衣裙，裙子長得拖至腳麵，戴一頂淺灰色的帽子，提著皮包，站在楊樹下饒有興致地、久久地看著我們跳皮筋。路人都看她，我們不看，隻是專注地跳，可是心裏卻覺得好笑得要命。現在想，也許那時她非常地寂寞。
“文革”開始以後，我們院的孩子大部分成了黑幫子弟。我和年齡差不多的一幫初中女孩們，不願意到學校去挨罵，便都不去上學了，待在家裏，開始是找書看。那時各家的書都沒有被抄走，隻是把報紙貼在玻璃的書櫃門上，將“毒草”和“封資修”的東西禁錮在報紙後麵，當然也就給了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乘之機。我對所有名著如屠格涅夫、萊蒙托夫、喬治·桑、巴爾紮克和雨果等等的閱覽，包括對艾思奇哲學思想的探討，差不多都是在那個時候一次性完成的。看完後大家還討論，我記得最深的一次是對《悲慘世界》裏沙威這個人物的爭論。“文革”前，沒有太多機會看小說，看一本非教科書的讀物，自己都有負罪感，偷偷摸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