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作為一個商幫，出現於明清時期。那個時候中國開始形成了所謂的“十大商幫”，其中以粵商、晉商與徽商為佼佼者。晉商在公司治理製度創新及金融業拓展上有著傲人的成績，清代的票號、錢莊業幾乎都被控製在山西商人手裏。晉商創立的職業經理人製也使得山西票號的管理相當接近於現代公司；徽商則在保留傳統價值觀、維係鄉村治理秩序方麵做得非常出色。粵商呢？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商業貢獻就是率先將商業觸角伸入茫茫南海，與外番諸國展開海外貿易。
今人說到粵商的海外貿易史，總會提到清代廣州的“十三行”。但實際上，廣東商人開拓海上貿易之路的時間起點，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說的便是廣州商人早在兩千年前便與海外番國開展珍珠、犀角等寶貨貿易。
到宋朝時，廣州港已經成為全國最繁華的港口，海外貿易達至鼎盛時期。宋人描述說：“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臘（今柬埔寨境內）、三佛齊（蘇門答臘）、闍婆（爪哇），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從南洋而來的無數番船在這裏靠岸，無數粵商的商船也從這裏出發遠航。宋詩“蒼官影裏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描寫的雖然是南宋泉州港的繁華貿易，但借用來形容廣州港，也無不可。
宋朝廣州海外貿易的發達，固然得益於其瀕臨南海的優越地理位置，更是宋朝開放的商業政策所引導的結果。
怎樣的商業政策，決定了怎樣的商業格局。明朝前期厲行海禁，官府取締民間的海外貿易，民間商船不許下海，又要求海外各國必須先接受敕封，向明王朝稱臣納貢，然後才發給貢舶勘合，通貢互市。如此一來，勢必導致宋元以來繁華的海外貿易迅速走向蕭條。考古學者曾在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州發現了豐富的宋朝瓷器，卻未發現明朝的瓷器，因此提出了一個“明代空窗期”的概念，用來概括明前期由於海禁，導致青花瓷器向東南亞的出口出現了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