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得利啤酒的案件報道後，我深刻感受到媒體的力量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感與專業判斷有多麽重要，而《都市傳真》正好給了我發揮這種能力與責任感的平台和機會。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節，我正和家裏人在包餃子，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有一個小孩兒被繼母虐待，已經被打得送醫院搶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報道的那個攝像，火速趕到南京軍區總醫院。
那個被打的孩子才六歲，被打得腸子都斷成了三截，肚子上插了好幾根管子，臉色慘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別懂事兒，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著什麽話都不說，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淚。從小孩兒的外婆那裏得知，孩子叫鮑洋，是雙胞胎中的一個。父母離婚後鮑洋跟了爸爸，結果那個打流混世、靠女人過活的男人，又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女人。那個女人經常虐待鮑洋，最後把孩子打成了腸穿孔。
從醫院出來，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於南京老城南的一個四合院。鄰居們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慘遭遇——繼母有時連水都不給喝，孩子渴極了就喝雨水或者鄰居放在院子裏盆裏的髒水，而且三天兩頭挨打，等等。采訪結束後，我沒有回家，直接就去台裏剪片了，同時向主任報告采訪的情況。《都市傳真》的一檔專題新聞，從前期到後期完成要五六天時間，主任聽了我的匯報後，立刻調整播出計劃，要求我兩天內務必拿出片子。
熬了兩夜，片子終於趕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沒有想到片子播出後，一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善良的中國觀眾大概最受不了這種報道，從節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台裏的總值班電話和新聞熱線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所有電話都憤怒地譴責那個繼母——後來了解到那個女人還不是繼母，因為當時她根本沒有和小孩兒的爸爸結婚。